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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颐: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

雷颐: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

至少,直到20世纪40年代,法国大革命160余年后,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:“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,填写出生年月,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。”现在,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,因为“今天,无论右翼还是左

至少,直到20世纪40年代,法国大革命160余年后,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:“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,填写出生年月,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。”

现在,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,因为“今天,无论右翼还是左派,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,而围绕17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关系,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”。

1994年,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,学界与公众对此并无特别反应。2004年,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,学界与公众对此仍是一片沉寂。2014年,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,“甲午战争”突然火爆,各种纪念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出版物、电视、视频、新媒体……争先恐后、铺天盖地都是“甲午战争”。“甲午战争”,成为2014年最为抢眼的热点之一。

雷颐: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

“甲午战争”的火爆,无疑与当下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直接关系。现实的中日关系,激活了这一段已近沉睡的史实,使之重新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、又成为一面世界的想象的镜子,再次“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”,从学者的书斋转移到社会领域,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。

其实,甲午战争应当反思的,不仅仅是战争本身、中日关系,更应是中国近代面临的一些更深层问题。正如梁启超所说:“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,实自甲午一役始也。”

此前的半个多世纪,中国虽然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,但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、应对失据、步步被动,各种问题、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。因此,反思这段历史,还真不能不从头梳理。

1

鸦片战争后,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势,因为举国上下仍沉浸在千百年来的“华夏中心论”“华夏文化优越论”、“天朝上国”的迷思中,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、声名文物才是“普世的”,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,而其他文明、文化都是“特殊的”、一种“地方性知识”、“边缘”,因此是野蛮的。这种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之分、“普世”与“特殊”在历史中演变成文野之分,具体说就是“夷夏之辨”,要“严夷夏之防”,如果要变,也只能是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。

因此,鸦片战争使林则徐认识到英夷船坚炮利的厉害,与魏源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应对之策却遭到“溃夷夏之防”的严厉指责;旨在启发国人“睁眼看世界”的《海国图志》也遭冷遇。直到20年后,曾、左、李在推行洋务时,“师长”之说才重受重视。

雷颐: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

从一开始,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,极不顺利。几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,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“救命之举”竟犹豫不决。今日认为十分“温和”的洋务运动,在发轫之时也被指为“溃夷夏之防,为乱阶之倡”,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、难以理解的反对。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、通电话电报,明明是统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,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“夷夏纲常”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。

“顽固派”很少从技术层面论证、反对新事物,而是从政治、道德、意识形态的“高度”来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。这种“泛政治化”“泛道德化”“泛意识形态化”的深厚传统和话语体系,使主张架电线、修铁路者长期居于“不道德”的“道德劣势”。

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,只有儒学经典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,“形而上者为之道,形而下者为之器”,只有苦读圣贤、寻章摘句、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才是“正途”,“技术”一直被视为“雕虫小技”甚至“奇技淫巧”。声光电化等不仅被鄙视为“夷务”,而且与侵略联系起来,主张学习者被攻击为“似为外国谋,非为我朝谋也”。

能不能“师夷长技”之争的核心是中国社会转型中西学(此时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)的价值问题,实质是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“普适性”,即究竟是一种“地方性知识”还是一种“普世性知识”。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,即认为不具普世性、不应为“我”所有,且是对“我”构成威胁的“他者”。洋务派强调其能为我用,是对其“普世性”的初步承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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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“地方”,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“地方性”,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世性,那么所谓交流、交往将没有意义。自然科学知识被称为“夷务”,到具有地域性的“西学”,都认为只是一种“地方性”知识。不过,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中,这种“地方性知识”迟早会被承认为“普世性知识”。

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知识从“夷务”到“西学”,再到“新学”“通艺”,这种名称之变实即“身份之变”,表明现代中国从开始仅认其为一种“地方性知识”,最终十分被动地承认它为一种“普世性知识”的曲折艰难历程。

现代自然科学的引入都如此曲折艰难,现代政治制度的变革、是否承认其具有普世性必定更加困难。

2

甲午战争的惨败把政体变革提上议程。本来,1898年“戊戌维新”时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,但却拒绝改革,镇压体制内改革者,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
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,恐怕都会反思、会变革。然而,大清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的,却是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无任何权力更无任何政治、行政经验的读书人。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改革,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,此时却由一小群读书人主导,而最高权力不仅不支持还表示反对,这种改革本来就胜算太小。

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、自我完善,寻求“新生”的一次难得的机会,却自我放弃了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“学费”换来的却是如此“后果”。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更加严重的“后果”。

雷颐: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

一个严重的后果是“庚子之乱”,八国联军血洗北京。在这种情况下,慈禧不得不宣布行新政。但是,新政的实质与不到三年前发动的维新并无不同。或者说,慈禧镇压了维新,又不得不充当“维新遗嘱”的执行人。然而慈禧并不愿意承认此点。所以此谕特别强调此时的“新政”与三年前的“维新”不同,仍坚持三年前的戊戌政变、镇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对的,不容借此翻案。慈禧再三强调,新政不得偏重西法。

对此,老臣张之洞深不以为然,他私下透露,“变法不重西,所变何事?”强调新政“非多改旧章、多仿西法不可”,“若不言西法”中国将“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”。“不觉废然长叹:若果如此,变法二字尚未对题,仍是无用,中国终归澌灭矣!盖变法二字,为环球各国所愿助、天下志士所愿闻者,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,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。”

他的结论是:“欲救中国残局,惟有变西法一策。精华谈何容易,正当先从皮毛学起,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。”

雷颐:清政府的失败是一种总体性失败

“终归澌灭”,是张之洞在“新政”之初对随后十年“新政”“预备立宪”的感叹和洞见。可惜,他的这种洞见只能对心腹僚属密谈,只能是“私人话语”,而不能公开讨论、成为“公共话语”,更未成为朝廷的政策。

“终归澌灭”,也就预示了结果很可能是革命。十年后,清政府被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。现在,不少人认为孙中山“过激”:主张并实行革命,确实“过激”。那么,坚决反对革命、主张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梁启超不能算“过激”吧?然而,1908年夏由于传言梁启超要回国领导立宪运动,朝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,责梁为“悖逆要犯”“阴图煽乱”,要“即行严拿惩办”。

论者或会说梁启超与属“过激”,那么,深得慈禧信赖的张之洞不能算“过激”吧?1907年秋慈禧问他:“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,如何得了?”张回答:“只须速行立宪,此等风潮自然平息。”“立宪实行,愈速愈妙;预备两字,实在误国。”然而,意见不被采纳。

更有甚者,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同时任命24岁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、22岁的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,作为大清王朝的忠臣孽子,张之洞完全明白这是倾覆江山社稷之举,与载沣力争无效,以致“郁狂气发”,直到呕血。

论者还可以说,张毕竟是汉族大臣,建议仍是“过激”。那么,载洵、载涛可是皇叔,是摄政王的亲弟弟,他们后来也主张立宪,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,条陈军政大计,主张“速设责任内阁”和“缩短国会年限”。在后来召开的枢垣王大臣等集议开设国会问题时,载涛又当众声言:“国会早开一日,则中国早治一日,士民得参政权,担任国债,上下一心,共谋进步,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”。然而,皇叔的意见也被否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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