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简介：
钱理群，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，祖籍浙江杭州。北京大学资深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鲁迅学会理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第三任主编（与吴福辉共同担当）。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、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，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，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。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，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。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。
写在前面的话：
一线的老师感到的是身、心两个方面的疲惫，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了。我们诚然要为学生减负，但为什么不首先为教师减负呢？
在生活的浮躁中，倘还能保持一些古典的心情，一些虽经污染却还能以沉静的心情去对待教学，那才是做教师的一种最高境界。
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，甚至成为时尚时，最容易走向形式主义，其最大的危险也在于此。
今天，分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的一篇调查分析文章，他道出了教师的难、教师的好，更道出了教师可贵的坚守！
看完这篇文章，请老师们为自己点赞！
做教师真难，真好
文|钱理群
我的这个题目是从深圳龙城中学英语老师郭礼喜先生那里抄来的。他在一份问卷调查表上写道：做教师真难！现在我觉得越来越不会教书了！短短的两句话，使我如遭雷击，说不出话。稍稍平静下来，不知如何说好，却又觉得有许多话要说。
一、体制的束缚与理念的偏颇：导致教师主体地位与作用的丧失
在中国中学教育的现实里，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实际上是不被承认的；很多人（包括教师自己）都不承认教学工作的专业性，不以中学教师为教育专业工作者，这也是这些年否认与取消师范教育成为一种潮流的内在原因；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传统赋予教师工作的神圣性被消解殆尽，教师工作无法作为可供终身发展的事业，吸引年轻一代为之献身，就是必然的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本身就构成了中学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我们要追问的是，这背后的体制与教育理念上的原因。很显然，当我们的教育还不能根本拜托应试教育体制时，教师就永远是一个应试机器上的工具；在前述问卷调查里，一位教师谈到他最感到困惑的是“学校里管理者的评价观。在高一阶段还过分在意那么一点点分数差异，还搞什么末位淘汰制”，这其实正是应试教育体制的产物。其后果是使学生的考分成为教师价值的唯一体现于唯一评价标准，在这个意义上，考分不仅是学生， 更是教师的命根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考分在某些缺乏民主意识的管理者手里，还会成为控制教师的法宝。长期以来，普通教师在学校教育中并不拥有发言权，逐渐被弱势化，成为校园里沉默的大多数，这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教师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的缺失，实际上是一个教师权力的缺失，校园民主的缺失。
体制之外，还有教育理念上的偏颇与失误。这位匿名教师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：“在当代，对教育本性的认识，基本上偏向于对受教育者本身的关心，主张张扬个人的价值，但这同时，对教育价值的认识，潜藏着滑向虚无主义、功利主义极端的危险，从而使群体和公共规范处于逐渐的瓦解之中。教育形式上成了公众产品，实际上却演变为受教育者私人之事：符合受教育者需要，受教育者就接受，否则，就不予认同。”这就会造成两个后果：一是“教育的崇高性、理想性，对人类文化、文明的终极关切都变得毫无意义”，这就实际上取消了教育本身；另一方面就必然将教育变成“为受教育者服务”的商业行为，即所谓“受教育者应像顾客一样，教育的目的在于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。”这样，教师就成了学生及家长的雇员，这些年有些地方出现的某些家长（特别是某些身为大官与大款的家长）任意使唤教师，对教师缺乏起码的尊重的怪事，就是这样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商业化的社会、教育思潮结出的恶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教师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自然是谈不上的。
二、内在制约因素：教师自身素质
教师的专业化发展，除了确立教师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之外，还有教师自身的专业化的问题。教师素质不仅有知识、能力方面的要求，如专业知识智能，专业组织、行动能力，教育研究能力等诸多方面，更有价值、情感、道德的要求，如教育理想、使命感，教育良知，以及教师职业精神等等。
无可讳言，当下中国教育改革所遇到的一个难题，就是教师的素质与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。教育对象学生的素质问题的背后，往往映射着教育者自身的素质问题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。比如，很多老师都谈到了学生的厌学，其实教师的厌教恐怕是更应该让我们忧虑的。诸如理想的缺失，价值观的扭曲，虚无主义、享乐主义盛行，精神空虚，行为失范，以及学习动力不足，不读书，特别拒绝经典……所有这些难道仅仅是青年学生的问题？我们有没有勇气承认，这同时是，或者说这更是学校领导、我们教师自己的问题，是整个中国校园的问题？说得更透彻一点，这其实是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出了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在这里讨论教师的素质问题，绝不是在进行道德审判，因为事情很清楚，主要责任不在教师本身，也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，这是有关一个时代风气的问题，其背后的原因就更加复杂。如果说我们也有某些责任的话，那就是学校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本应该（这自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）是一个民族（或地方）的精神圣地，它以自身的相对纯正、健康的精神范式影响社会，发挥着净化社会空气的作用；但我们现在却反过来为社会所左右，屈从以至于不健康的社会时尚，毒害了自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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